开学了，我们照常每天经过拉德利家。杰姆升入七年级，进了高中，就在小学的后面。我现在是三年级，两人的作息时间很不一样，我只早晨上学和他一起去，吃饭时才能看见他。他参加了橄榄球队，可是因为体格太瘦弱，年龄又太小，所以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帮队里提水桶。这件事他做得很带劲，常常天黑以后才回家。
拉德利家已经不再让我害怕了，不过它还是那么幽暗，在几棵大橡树的掩映下，依然那么阴冷，那么不吸引人。晴天时还能看到内森·拉德利先生，他照常步行往返于镇上。我们知道怪人还活着，理由嘛，还是原来那个——还没人见他被抬出来。我经过那个老地方时，想起自己参与过的事，有时会感到一阵愧疚。那些事对阿瑟·拉德利来说，纯粹是一种折磨——有哪个真正的隐士想让小孩趴窗偷看，给他用竹竿送信，半夜在他的芥菜田里乱窜呢？
我都想起来了。两枚印第安大头币，口香糖，香皂娃娃，一个生锈的奖牌，一只坏了的怀表和表链，杰姆肯定把它们收藏在什么地方了。有天下午，我停下来仔细看了看那棵树，发现水泥周围的树干已经臃肿起来，水泥本身也变黄了。
我们有两次差点看见他，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已经是很好的记录了。
可是我每次经过时，依然还期待着他的出现。也许有一天我能看到他。我想象着那将是怎样的情景：我走过来，他就坐在那个秋千椅上。“你好，阿瑟先生。”我会说，就像我每天下午都这样问候似的。“下午好，琼·路易丝。”他会说，就像他每天下午也都这样说似的，“这阵子天气不错，是不是？”“是的，先生，真不错。”我会说，然后就这样聊下去。
这只是个幻觉。我们永远都不会见到他。也许他会在夜里月亮消失的时候出来，偷看斯蒂芬妮小姐。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去偷看别人。不过那是他的事。反正他永远不会看我们的。
有天晚上，我走火入魔，表达了自己想在死前好好看一眼怪人拉德利的愿望。
“你没再搞那个恶作剧吧？”阿蒂克斯说，“如果搞了，我现在就警告你：马上停止！我太老了，不能整天跑到拉德利家去撵你们。另外，那也很危险，你有可能被射中。你知道内森先生看见黑影就射，不管这个黑影留下的是不是四号小脚印。你上次没死算是幸运。”
我从此不敢再提这件事，同时我对阿蒂克斯也很惊奇。这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他知道的事情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这件事都过去好几年了，不对，就是去年夏天——不对，是前年夏天，当……时间把我弄糊涂了。我得记着去问杰姆。
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怪人拉德利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算恐怖了。阿蒂克斯说，他不相信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慢慢消停下来，到时候人们甚至会忘记曾注意过汤姆·鲁宾逊的存在。
也许阿蒂克斯是对的，可那个夏天发生的事，像封闭房间里的烟雾一样，萦绕着我们挥之不去。梅科姆的大人们从不跟我和杰姆谈论这桩诉讼案，但好像和他们自己的孩子谈论过。他们的态度肯定是：我和杰姆是不得已拥有了阿蒂克斯这样一位父亲，尽管他不好，他们的孩子也应该对我们友好些。那些孩子是肯定不会自己想到这些的，假如我们的同学能自主的话，我和杰姆多半会痛痛快快地每人来几场拳击战，把这件事干脆利索地来个了结。可是现在呢，我和杰姆只能昂首挺胸，各自表现得像个淑女和绅士。这情形很像亨利·拉斐特·杜博斯太太在世的时候，只是没有她的喊叫声罢了。不过有一桩怪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人们尽管认为阿蒂克斯做家长不称职，可在那一年还是高高兴兴重新选他当了立法委员，而且和往年一样，又是全票通过。我得出结论，这些人就是古怪，那我就离他们远远的，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想他们。
有一天在学校里，我又被迫想到了他们。我们每周有一节“时事讲评”课。每个孩子都要从报纸上剪一条新闻，背熟内容，之后再讲给全班同学听。这项练习据说能克服种种缺点：站在同学面前可以鼓励他端正姿势，神情泰然；做一个简短的演讲能让他注意修辞；学习时事可以强化他的记忆力；被单独拉出来会让他更渴望回到集体中去。
这项活动意义深远，可是像往常一样，在梅科姆总是不大奏效。首先，农村孩子很少有报纸，于是这个“时事讲评”的任务就落在了镇里孩子的肩上，由此更让那些坐校车的孩子相信镇里孩子受重视。偶尔有农村孩子带来些剪报，是从被他们叫作《真勇报》的报纸上剪下来的。这种出版物在我们老师盖茨小姐眼里，是典型的伪劣小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看见孩子复述《真勇报》上的内容就皱眉头，不过好像和一些不入流的癖好有关，比如，喜欢乡村小调、吃糖浆饼子当午餐、身为“摇喊派”教徒，以及唱《甜蜜地唱吧，驴子》时还把驴子发音成“炉子”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州里付钱让老师们去改造的陋习。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孩子不明白什么是“时事”。比如小查克，他对牛的种类和习性的了解，不亚于一个百岁老人，那天他刚讲了一半“纳车叔叔”的故事，就被盖茨小姐打断了：“查尔斯，这不是时事，是广告。”
不过还好，塞-西尔知道一件时事。轮到他时，他走到教室前面开始说：“老希特勒……”
“是阿道夫·希特勒。”盖茨小姐纠正说，“没有人开场就说老某某。”
“是的，夫人。”塞-西尔说，“老阿道夫·希特勒一直在拍害……”
“是‘迫害’，塞-西尔……”
“不对，盖茨小姐，这里写的就是‘拍害’——呃，反正，老阿道夫·希特勒一直跟犹太人过不去，他把他们关进监狱，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不让他们任何人出境，还洗涤所有智力低下的人……”
“洗涤智力低下的人？”
“是的，夫人，盖茨小姐，我想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会洗&&。傻子们都不会保持清洁。呃，反正，希特勒又开始集中起所有的半犹太人，让他们登记注册，怕他们将来给他惹麻烦。我认为这是坏事。这就是我的时事讲评。”
“很好，塞-西尔。”盖茨小姐说。塞-西尔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座位上去了。
教室后面有人举手了。“他怎么能那样做？”
“谁做什么？”盖茨小姐耐心地问。
“我是说，希特勒怎么能那样把很多人关进围栏里？政府会阻止他的。”举手的人说。
“希特勒就是政府。”盖茨小姐说，认为抓住了一个生动教学的好机会。她走到黑板前，用印刷体大大地写下了“民主”。“民主，”她说，“谁知道它的定义？”
“是我们。”有人说。
我想起阿蒂克斯告诉过我的一句老竞选口号，便举起手来。
“琼·路易丝，民主是什么意思？”
“‘人人平等，没有特权。’”我背诵道。
“非常好，琼·路易丝，非常好。”盖茨小姐笑了，在“民主”前又写下了“我们是”几个字，“同学们，现在大家一起说：‘我们是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