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船上的东西很自然地被沿途守关把卡的官吏当做商品处理。既然是商品，那就得有税费、规费与孝敬。
到天津时，澳门议事会专门为此行准备的二万两路费几乎被花了个干干净净。
要去真顺着长江去了南京，再折回大运河，恐怕就得从献给皇帝的礼金里掏钱出来了。
看起来，耶稣会和澳门议事会似乎很懂大明官场的规矩，还知道带“路费呈仪”。但实际上，他们其实只知皮毛，而不知其中深意。
如果他们去了南京，并请托南京锦衣卫挂本部衙门旗，以随护的名义将他们送至北京，那这趟旅途的路费起码能省一半。
沿途守关把卡的官吏不敢查挂着锦衣卫旗帜的船，也就没有规费与孝敬这一说了。
假如耶稣会龙华民使团去南京贿买锦衣卫，那礼部的函件就能发挥超常的作用。
函件上明确写了要求他们进京面圣的内容，南京锦衣卫带他们去北京是名正言顺的护送，不会有任何问题。锦衣卫只需要确定船只里没有倭寇，就可以装作不知道船舱里有什么货物。
面圣嘛，带贡品很正常。既然税吏卡官能把船货当成商品，锦衣卫就能把船货当成贡品。谁叫礼部的函件上只写了面圣。
在人货装船、离开澳门差不多一个月后，使团抵达天津。这标志着这段走走停停、不断孝敬的旅途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