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距离史洛安太太采取行动正好一个礼拜，史洛安太太的行动无意之中触发了一连串事件，终于给史洛安翻了案。这天早上十点钟，埃勒里·奎因先生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打电话来的是他父亲。看来，关于纽约和伦敦之间的电报往还，到了这天上午出现了紧张的局面。维多利亚博物馆闹起别扭来了。
“一个钟头之内，亨利·辛普森的办公室开会，孩子。”老头子这天早上显得苍老而疲惫，“我想你大概乐于参加的。”
“我一定去，爸爸，”埃勒里说道，接着又体贴地补上一句，“您的那股斯巴达精神到哪儿去啦，警官？”
一个小时之后，埃勒里到了检察官的专用办公室，发现是个剑拔弩张的场面。
警官又气又急；辛普森坐立不安；佩珀沉默无言；还有，象登上王位似的正襟危坐、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刚毅不屈的神情的，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詹姆士·诺克斯先生。
埃勒里向大家招呼，他们全都爱理不理；辛普森朝一把椅子用手一挥，埃勒里就一屁股坐了下去，眼睛四下打量，满怀着希望。
“诺克斯先生。”辛普森在王位前踱来踱去，“我今天上午把你请到这儿来，是因为——”
“唔？”诺克斯用他那虚伪的柔声细气来接口。
“是这么回事，诺克斯先生。”辛普森另换一种语气，“我并没有积极参予这个案件的调查，这一点也许你是知道的吧——我还有别的事务，实在忙不过来。我的助手，佩珀先生，一直代表我行事。现在，尽管佩珀先生是胜任而尽职的，但事态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亲自正式过问这个局面了。”
“确实如此。”诺克斯的话，既非揶揄，也非指责。他似乎在静等着，外弛而内张。
“对呀，”辛普森说道，几乎是咆哮着，“确实如此！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从佩珀先生手里接管这件事吗？”他在诺克斯的坐椅之前停下步来，盯住他看。
“因为，诺克斯先生，你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国际纠纷，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态度？”诺克斯仿佛被逗乐了。
辛普森不立刻回答。他走向自己的写字桌，拿起了一叠装订起来的半页白纸——都是西方联合公司的电报，黄色狭条的电文分别粘在白纸上。
“呃，诺克斯先生，”辛普森接着说道，嗓音嘶哑——他正在施展演滑稽歌剧的本领，努力控制自己的舌头和脾气，“我来念给你听几份电报。按着顺序念。这许多电函都是这位奎因警官跟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馆长之间的通讯联系。最后出现了两份电报，并不是上述两位先生中的任何一位的手笔，也就是我刚才所指出的，这两份电报大有可能造成国际纠纷。”
“其实，你该知道，”诺克斯皮笑肉不笑的低声说道，“我不懂你怎么会认为我对这事感到兴趣。不过，我倒确是个关心国事的公民。往下讲吧。”
警官的脸色变了；但他控制住自己，靠在椅背上，苍白的脸色泛出红来，跟诺克斯的领带一样红。
“第一份，”辛普森用恶狠狠的语气继续说道，“是奎因警官在听了你所报告的情况之后，拍发给博物馆的原电——也就是把卡吉士当作凶手的结论告吹的那个时候。以下就是警官的电文。”辛普森于是把最上面的一份电报高声念了出来，念得十分响亮。
“五年之前（电文上这样说）贵馆是否有利奥纳多·达·芬奇的珍贵藏画遭窃。”诺克斯叹了口气。辛普森尴尬地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口了，“不久收到了博物馆的回电。”
第二份电文如下：
“此画于五年前失窃。窃贼疑为本馆前职员，在此供职时名为格拉汉，真名或为格林肖。但迄未获悉该画下落。失窃事，显然宜秘而不宣。既承垂询，谅必知此利奥纳多作品之下落。请速告，希予保密。”
“全是误会。全是误会。”诺克斯和蔼可亲地说道。
“你认为是误会吗，诺克斯先生？”辛普森气得脸都发紫了，啪的一下把第二份电文掀了过去，念第三份。
这是奎因警官复电：
“有无可能，失窃之画并非利奥纳多亲笔，而系其学生或同时代人所作，故仅值标价的一个零头？”
维多利亚博物馆馆长复电：
“请回答前电所提问题。画何在？如不立刻归还原画，将取严厉措施。业经英国最著名专家鉴定，为利奥纳多真迹。悬赏二十万英镑，招寻原画。”
奎因警官复电：
“请缓予期限。尚无绝对把握。力避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既为你们着想，也为我们考虑。意见的分歧，似表明：刻正追究中之作品并非利奥多真迹。”
博物馆复电：
“情况无法理解。如果所说的作品即利奥纳多油画《夺旗之战图》，亦即这位大师在1505年维肖宫壁画计划告吹之后作成的，则该画属我馆所有。你既能获悉美国专家的意见，则亦必知此画之下落。无论美国对此画如何估价，我馆坚决要求归还。根据发现的权利，此画应属维多利亚博物馆所有，该画之在美国纯因盗窃之故。”
奎因警官复电：
“我们处境需要时间。请信任。”
辛普森检察官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现在，诺克斯先生，我们要念到会使咱们彼此全都感到头疼的两份电报中的第一份了。这份电报是答复我刚才念给你听的那份去电的，系由伦敦警察厅的布隆警官签发。”
“有趣极了。”诺克斯不动声色地说道。